尹昌龙:全民阅读彰显城市文化自觉
2018年-11月-13日 12时:17分:31秒

  尹昌龙:全民阅读彰显城市文化自觉

 

  

 

  

 

  

 

  

2011年,第12届读书月期间,联合国[微博]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参观中心书城。

  

 

  

2000年11月,首届读书月启动仪式。

  

 

  

2005年,第6届读书月期间,首次在“历史的天空下”对话,金庸、二月河在深圳进行了一场高峰对话

  

我创造了一个“唯一”:在我之前,北大[微博]中文系的文学博士没有一个到深圳来,在我之后也没有,可能我与深圳这座城市有非常奇特的关系。但起初,深圳对我来说是个奇怪的“他者”,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。20年后的现在,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“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”,当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深圳读书月。在深圳,无人不知读书月,作为读书月的组织者之一,这令我心安。

  

火车站在电影中是个奇特的场景,一个人往远方走是有梦想,回家是有归宿,如果他既没有远方的梦想,也没有回家的归宿,那他只有在火车站呆着

  

  

市场大潮下,我选择了深圳

  

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是个有点厌学的年代。市场大潮汹涌澎湃,连我读博的北京大学[微博]也开始搞市场经济。燕园本是用围墙围着的,为了面向中关村(8.39, -0.12, -1.41%)开发商业地产,南墙被推倒了,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当时说:“北大向市场露出了讨好的小屁股。”

  

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在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有象征意义。男主角庄之蝶最后死在火车站,火车站在电影中是个奇特的场景,一个人往远方走是有梦想,回家是有归宿,如果他既没有远方的梦想,也没有回家的归宿,那他只有在火车站呆着。火车站表明了一个年代的尴尬,我觉得庄之蝶的死是那个年代的预言,表明知识分子当时的困境。

  

我那时也有一些迷茫,继续读博本是为了改变命运、过上好的生活,但作为知识分子又有一定的理想主义。毕业时,大家都关心工作问题,深圳文化局到北大要人,我问:“深圳有什么条件,可以吸引我们?”当时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说:“有,深圳有房子分。”“工资呢?”“工资没法跟你说,但是肯定比北京高。”到物质生活丰富的地方去,这对当时的我非常有吸引力。

  

  

深圳是耗子和蟑螂密度最大的地方。雨后走在街上,耗子窜来窜去,打你的脚。卖耗子药的摊子旁,摊主成天播放一首叫《九月九的酒》的歌

  

读书月,将文化狂欢留下

  

是黄昏时分到了深圳的。

  

那是1995年8月份,天气不是特别热,刚下飞机,海风吹来格外凉快。说来奇怪,虽在过去,深圳对我来说只是个模糊的概念、遥远的地方,但初到此地,我对这里没有任何隔阂感,还带着那种年轻时出门远行的兴奋。

  

兴奋感退却之后,我就开始思念北京。深圳的生活和文化气息与北京差距太大,那时的我觉得老文化局院子旁的巴登街是全世界最混沌、最五花八门的街道。深圳是耗子和蟑螂密度最大的地方。雨后走在街上,耗子窜来窜去,打你的脚。卖耗子药的摊子旁,摊主成天播放一首叫《九月九的酒》的歌,这是一首感伤的歌曲,讲述异乡的年轻人过节时的思乡情结。但每天上百遍地播,从思乡变成了噪音。

  

我想念北大,想念北京。伏在那个白天是办公桌、晚上是饭桌的油腻腻的桌上给我的导师写信,对北京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。

  

后来,深圳商报办了一个叫《文化广场》的栏目,我才发觉深圳有一群真正把文化视为乐趣的人。我常给时任主编胡洪侠写稿,与王绍培等一帮人以文会友,聚在一起探讨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文化未来,那个场面颇有些挥斥方遒的意味。

  

但这些散居在深圳的文化人,只在某些时刻聚集在一起,这种存在还不够突出。因此,当罗湖商潮涌动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深圳书城时,一下子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。当时有一个说法是“在风中亮出了自己的旗帜”,它是一个强烈的、符号化的存在,让你马上感受到深圳的文化气质。

  

1996年11月,深圳书城暨第七届全国书市盛大开业,创下了购书量最多、订数最大等7项全国纪录。人们突然发现,这个年轻城市蕴含着巨大的读书热情,全国书业界、出版界为之震撼,这在历史上是有标志意义的。也是从这时起,深圳的文化人开始考虑,如何将全国书市引发的读书热情维持下来,留住一年一度的文化狂欢。大家在《文化广场》上发声,倡议创立读书节。

  

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当时分管着新闻出版处,就让新闻出版处的工作人员研究是否有在深圳办读书节的可能。正好有个政协委员叫刘楚材,好读书,二人商议,能否通过政协提案的方式设立读书节。1997年,提案提出,石沉大海。第二年,刘楚材又提。

  

等到了2000年,王京生当了文化局局长,让局里给市委宣传部打了份报告,说希望创办一个读书月。叫“月”不叫“节”,是因为“节”需要人大立法,程序复杂,且“节”只是数日狂欢,还是“月”好。同年11月,第一届读书月就这么办了起来,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李统书、政协副主席周长瑚和老领导李灏、厉有为等都参加了启动仪式。

  

筹备第一届读书月时,我参与了一些前期讨论,但当时我在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工作,读书月开幕前后正在梅州参加一场诗歌研讨会。局里打电话来,问我为何不参加读书月。我说读书月不是我研究中心的直接工作,他们想了想:“那这样,领导要在读书月致辞,你代拟个稿。”

  

我一下从读书生发出千古浩叹来,在文稿末尾引用宋代大儒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一句,希望通过读书接续民族的千年传统,完成历代士大夫的抱负。

  

李统书在启动仪式上致辞,将这句话念了出来,他认可它,还打听这是谁写的。第一届读书月,我的成就感就在这:领导引用了这几句话。我后来觉得,这几句话有点写大了,一个小小的城市能有这么大的抱负吗?把千年传统都穿越了。但现在想想,读书作为一个民族千年的人文传统,确实应该一开始就志存高远。所以读书月叫“高贵的坚持”,因为读书是高尚的事业,长久的抱负。

  

  

国学大师饶宗颐、中科院院士何祚庥、文化学者余秋雨、著名作家王蒙、武侠泰斗金庸等大师级人物轮番出现在历届读书论坛上

  

名家汇聚,带动城市风雅

  

读书月刚办,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。但创办初期,连请名家都有些困难。我曾远赴外地邀请一位老学者,谁知对方一口回绝:“谈文化,深圳有什么文化?”

  

但那些年头有个好处,讲座、论坛不如今日普及,大家名家也不如今日忙碌,他们虽不了解深圳读书月,却都挺能理解这个城市的读书热情。

  

从2001年第二届读书月开始,我们每年举办读书论坛。国学大师饶宗颐、中国工程院院士牛憨笨、中科院院士何祚庥、文化学者余秋雨、著名作家王蒙、武侠泰斗金庸等大师级人物轮番出现在历届读书论坛上。

  

2004年,我们邀请到金庸先生。先生长年居于香港。过去,在许多香港人眼中,深圳不过是个北上游玩、只有货车司机才会出入的地方,但先生恰恰从当年起就非常看好深圳,觉得一个城市如果能够这么欣欣向学,就一定充满希望。深圳有一批金迷,论坛结束后,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金庸先生的车子,一位女读者为了让他签名,趁先生车窗开着,哗一下就钻了进去,只能将她从车窗里拽出来。

  

夜里,已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京生设宴为金庸接风。席间,金庸先生偶然提及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一句,京生部长马上把上下文倒背如流,先生当时非常惊讶,当场痛快答应担任读书月“特别顾问”。

  

次年,我们至河南南阳邀请二月河先生。先生说身体不太好,要不就不去了。我们想了想,告诉他:“金庸先生很关注你,你们俩做个对话可不可以?”他答复:“如果金庸先生来,我一定来。”我们就跟金庸先生这么说:“我们准备请二月河先生。”金庸先生回:“如果二月河来,我一定来。”

  

这么一凑,两位高手就在深圳读书月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高水准对话,文坛“南北二侠”的深圳对话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。正是这次会晤,深圳读书论坛有了新的突破——“在历史的天空下”特别对话横空出世,这为每年的读书月带来新的期待。

  

当然,并非所有名家的邀请都那么顺利。邀请龙应台时,由于工作失误,读书月筹备小组尚未获得她的最终确认,媒体便将她要来的消息公之于众,她有些不高兴。后来我们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的同志专门去拜见,以“应台”的谐音准备了一个“砚台”献上,她挺开心,也是有感于我们那份真诚,答应来开讲座。

  

龙应台的口才特别好,早些年,她所著的《野火集》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,她的文章是剑拔弩张的,但她说话又是非常优雅的。讲座结束,大家对她所讲的内容感兴趣,但对她这个人更感兴趣。现场有女生问她:“怎么才能变得优雅、宠辱不惊呢?”在那个瞬间,我觉得文化把我们内心的东西打通了,是彼此沟通的最好桥梁。一开始,我特别担心读者会不会问一些她不便回答的问题,但没有,全是讲文化。

  

我主持过许多读书月的活动,发现深圳的读者特别争气,他们常常提出许多充满挑战的、不太好回答的问题。2007年,我们邀请于丹参加论坛,她特别能说,很抒情,也很流利。但读者问她:“孔子博大精深,你这样讲是不是讲浅了?”后来有学者对于丹提出批评,但在深圳,很早的时候,读者就与她有过这样的对话,与名家之间是非常平等的交流。

  

  

读书月的重要意义在于,我们每年在这个月集中地释放读书的热情,把闹钟闹响,把流水激荡,把读者吸引过来

  

从“读书月”到“卖书月”

  

关于读书月,大家常说一个笑话:首届读书月举办前夕,夜里风大,将“读书月”中“读”字的言字旁刮掉了,变成了“深圳卖书月”。

  

这虽被大家当笑话调侃,但读书月与卖书人之间的关系,恰暴露了读书月运作机制的秘密——企业承办会带来巨大活力。

  

如果仅仅依靠读书的热忱,读书月可能不会坚持这么久。

  

对企业而言,读书月办得好,人来得多,书卖得好,企业才有效益,因此,他们积极性高涨,会想方设法吸引读者。与此同时,他们与出版社有联系,出版社又与作者有联系,有利于打通我们与名家联系的重要渠道,并及时掌握图书信息。

  

读书月这些年能够坚持下来,媒体也很重要。我们把“年度十大好书评选”、“经典诗文朗诵会”等活动直接交由媒体承办。在这个过程中,媒体绝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记录者,而是如法国作家雷蒙·阿隆所言的“介入的旁观者”。它们的介入,使读书月被广而告之。且媒体人天生敏感,善于设置悬念,让你去跟进,使读书成为公共事件。

  

从第一届读书月创办至今,有两个问题不断被问起。一是,个人读书,政府掺和什么?二是,每年只有11月读书么?其他时间也要读书,那其他时间是不是也应该办读书活动?

  

为什么个人读书需要倡导?因为这是一种好的风气。政府是做什么的?政府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发挥作用。我念书时,社会商潮涌动,厌学风气严重,不少人都不愿读书,觉得过于清贫寂寞。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么急功近利,就会很浮躁、短视,所以政府要倡导读书。

  

至于第二个问题。胡洪侠有个比喻,说读书月是文化闹钟,每年到了11月,闹钟响了,提醒你该读书了。后来王京生部长有另一比喻,将我们平日的阅读比作钱塘江水,非常平缓,但每年大潮来临时,这些默默流淌的江水就会汇聚成巨大能量。读书月的重要意义在于,我们每年在这个月集中地释放读书的热情,把闹钟闹响,把流水激荡,把读者吸引过来,如果每天都是读书月,那就没什么特别了,意义还是要集中地表达、分享。

  

  

逢上周末,一帮喜爱读书的人聚在一起,谈读书、谈哲学,读书俨然成为周末的休闲方式。可见读书这件事情对这个城市影响很大

  

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

  

深圳读书月已经举办了15届,历届举办的活动总数4000多项,15年直接和间接参与总人次有1.06亿。也许可以这么讲,前5届是培育期,第5届至15届是成长期,经历过七年之痒,而每年的创新活动又使它常办常新。现在,读书月慢慢步入了新常态:一切都有规矩可循,从内部运行机制、资源积累到品牌认知度,都越加成熟。

  

我从读书月第一届开始就与它分不开了,参与活动策划与组织,无论职位如何变迁,从未与读书月脱离关系。一件巧合的事情是,从第一届到第十五届,办读书月的都是这一帮人,他们一直在坚守,直到今天,一些核心成员还在策划组织活动。15年过去,从某种程度而言,读书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事业与寄托,与其说是我们在策划、举办这个活动,不如说是我们与活动一起成长。

  

现在,读书月已经成了深圳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品牌,它的影响力深深扎根于此。“深圳十大观念”中有两条来自读书月,一条是“实现市民文化权利”,另一条:“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”,这十大观念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深圳人。

  

我至今仍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刚到深圳时,最苦闷的就是常常找不到想找的书,满深圳都是英语、炒股和计算机类书籍,人文类书籍极少见。如今,书城内书籍的品种与规模都已远超当年。逢上周末,一帮喜爱读书的人聚在一起,谈读书、谈哲学,读书俨然成为周末的休闲方式。可见读书这件事情对这个城市影响很大,当然,即便没有读书月,生活也会继续往前走,但推一把与不推一把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可以说,读书月培养了一个城市的读书自觉。

  

这一点对深圳至关重要。深圳无资源优势,且房价奇贵,深圳靠什么?就靠这么一批热爱知识与创意的人,这批人用这些无形资产让这座城市向前发展,让它成为一个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火车头。

  

口述时间

   2015年9月17日下午

   口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深圳书城

   本期采写: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杜婷 张志红

   前期统筹: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

   后期统筹:赖丽思 吴浩敏

  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